2022-09-02 00:12:43 来源：中评网
会议现场
中评社香港9月2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所所长朱松岭教授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与会者围绕“九二共识”在30年来两岸沟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重要意义，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纪念“九二共识”三十周年》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振广：开场白
今年是两岸达成“九二共识”30周年。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以特殊的形式和方式表达了台海两岸的一个重要的共同认知，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共识便成为两岸开启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石，并以此为基础在两岸之间架起沟通合作与交流之桥。作为两岸关系的研究者、亲历者、见证者，对于“九二共识”在30年来两岸沟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深有体会。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2016年5月以来，由于民进党当局单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的两岸关系大倒退。由此可以看出，“九二共识”承认与否，对于两岸关系至关重要。这是一条宝贵的政治经验。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当年台海两岸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达成了“九二共识”，而这一达成过程也具有特殊性、独创性，最终以两岸两会函电往来的方式形成“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对于“九二共识”内容的文字表述同样具有特殊性。这些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影响“九二共识”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核心意涵的认定，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九二共识”产生过程以及对“九二共识”文字表述的复杂性、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九二共识”被复杂化、模糊化及错误解读的机会。而这种错误解读或复杂化、模糊化解读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
“九二共识”是两岸中国人在解决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伟大的智慧产品，体现了两岸中国人的高度政治智慧。经过30年历史检验后，我们有必要对于“九二共识”在过去三十年对两岸关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作深入研究和总结，并对未来两岸关系中如何进一步发展或完善“九二共识”做一些必要的思考。
希望各位专家通过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这个平台，在“九二共识”三十周年，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奉献自己的智慧。
李义虎：要回归“九二共识”的大本大源
“九二共识”30周年值得纪念，估计到了11月份，中央和一些重要研究单位会举办纪念活动。我讲三点。第一，要藉这个机会讲清楚事情的大本大源，包括讲清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来龙去脉和两岸关系的性质定位，讲清“九二共识”达成时的原状，讲清“九二共识”的原意，也就是本来的意思。任何解释都要符合历史事实，不能任由有别的企图心的人扭曲。两岸关系经过多年复杂演变，岛内政治生态复杂，有些人在解读时把“九二共识”的原意扭曲了，岛内年轻一代经过认知战的洗脑过滤，对“九二共识”已经不是按照本意去认识了，所以我们要回归大本大源。
“九二共识”的功能地位是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1992年时是两岸事务性谈判的共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谈下去；后来则进一步发展、扩大成为整个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它不仅是我们与国民党互动的基础，也是我们同岛内其他政治势力互信、互动的基础。“九二共识”本身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是坚持“一中”的基本立场和双方的共同表达，绝不是大陆单方面强加于台湾的，而是“求同存异”的智慧产物。我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过“九二共识，一中原表”的文章，提出对“九二共识”的最好认知与解释就是“一中原表”，即“一个中国，原版表述”，提到完整的“九二共识”是“两点论加战略模糊”，“两点论”和“战略模糊”缺一不可。“两点论”的第一点就是坚持“一中”基本立场，第二点就是共同追求统一。海基会和海协会当时的原文都写了这两点，是两岸两会当时共同表达的，绝非大陆方面现在拿出来说事。
“努力追求国家统一”甚至是台湾海基会先提出的，表明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是有国家统一的立场的，是与“国统纲领”的精神相一致的。但“九二共识”不仅仅是“一中原则”和追求统一，还包括“战略模糊”，海协会说“暂不涉及”，海基会说“各有不同认知”，对说不清楚的问题先搁置，表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体现出了当时双方的历史胸怀和政治智慧。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在“两点”中只强调“一点”，甚至有人只说“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不说“追求统一”，还有的人否定“战略模糊”，只提“两点”，但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还是要保留“战略模糊”的空间，因为它有它价值和功用。所以，我提出“一中原表”，把海协会、海基会的原话放出来，一清二楚，谁也否定不了，其中也包含“战略模糊”。
总之，“九二共识”的全部含义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两点加战略模糊，两点既非一点，也不排斥战略模糊；但也不能藉战略模糊否定和扭曲“九二共识”。只要兼顾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就会有智慧、有能力。
第二，现在“历史经纬”这个说法很流行，面对重大历史问题、采取重大行动前一定要讲清楚历史经纬。在“九二共识”上的历史经纬除了前面所说的大本大源之外，也要讲清楚“九二共识”的历史功效、历史作用。要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两岸关系40年来的演变过程、深刻涵义上理解“九二共识”的历史作用。这是我们争取主动，掌握认知战的主导权、话语权的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1992年达成共识。从两岸关系发展40多年、“九二共识”达成30年以来的历史脉络看，“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事实上都是大陆方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两岸历史性和解，促进国家统一而主动做出的重大让步，体现了为合理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耐心，而不是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独分子所谓的“统战阴谋”。事实上，“一国两制”的参照物很清楚，就是“一国一制”，不愿意“一国两制”难道愿意回到“一国一制”吗？“九二共识”则体现出在两岸公权力互动方面的相互默契，对大陆而言则是重要妥协。当然，“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不是一回事，但在做出让步、甚至妥协方面的精神有类似之处。对此，尤其是大陆方面要主动讲，对台湾社会、台湾青年、国际舆论都要讲，对自己人也得讲清楚。在“认知战”条件下更要讲，不要陷进台湾的话语陷阱里。这样，两岸关系倒退、遭到破坏，是谁的责任就清楚了。
第三，要对“九二共识”本身“摆事实，讲道理”，对扭曲和否定“九二共识”的错误论调进行深度反驳。“九二共识”遇到过两类错误论调，一类是民进党对它的否定，主要有三种否定的形式：一是直接全面彻底否定，包括对“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包括对其内容、内涵及表述形式；二是玩所谓“新共识”的花样，通过偷换概念实际上否定了“九二共识”的真正内涵或意涵；三是把“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捆绑，误导民意，混淆视听，破坏其声誉，将“九二共识”彻底打入冷宫。另一类是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扭曲，也有两种形式：最典型的是“一中各表”， 实际上两会达成共识后不久，台湾媒体“标题党”就提出了“一中各表”，结果后来被国民党接受了。因此，这个说法甚至比“九二共识”这个名词出现得还早。长期以来国民党乃至蓝营多数派系均认同“一中各表”，围绕“一中各表”衍生出来多种脱离“九二共识”原意的说法。近年来，又出现更为扭曲的说法，如“过时论”、“抛弃说”，特别是最近将“九二共识”说成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用李登辉腔调、民进党语言歪曲“九二共识”，这更是完全错误的主张，既违背了自己之前的观点，又无助于提出国民党有效的两岸政策论述。对此，我们都要从理论、政策与实践上予以反驳回击，回归“九二共识”原本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找到重建两岸政治互信的途径。
杨毅周：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定海神针
今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年。回顾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很少有哪个名词如同九二共识这样，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关注，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在九二共识达成30年的今天，非常有必要来回顾30年来九二共识的起起落落，风风雨雨，总结经验和教训，寻找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为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要回头到起点，看看我们当时是怎么开始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要看看九二共识的初心是什么？
九二共识产生的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始了交流交往。随着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增多，衍生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两岸同胞的福祉，给两岸交流交往带来威胁。因此急需解决这些问题，两岸当局也就必须通过接触协商来解决。然而，由于两岸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两岸互不承认，相互敌对，两岸当局实际上没有接触，也无法接触。在接触协商的过程中，两岸当局是一定要接触的。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了出来：在敌对状态下，两岸之间公权力的接触协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两岸公权力之间如何定位？如何相互定位？两岸的协商是什么样的协商？也就是要确定两岸事务性会谈的性质是国内关系，而非国际关系。我们必须确定，两岸之间的交往产生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协商谈判，是国内问题，不是国际问题；是国内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双方为此进行了谈判，并形成了共识：一项事实的确认和一项承诺的表达。一项事实的确认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都坚持一中原则。一项承诺的陈述是：两岸都共同谋求国家统一。共识是很清楚，也很明白。双方函电往来白纸黑字，也是双方确认了的。但这项共识的表达方式却非常独特：以双方认可的内容，进行了各自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方式为以后对这项共识的承认留下了各说各话的空间，甚至成为争议的焦点。岛内的一些政治势力就是利用这种表达方式来否定九二共识的存在。对此，在九二共识达成的３０周年之际，我们就有必要把九二共识再讲清楚，再说明白。
回顾30年来九二共识命运，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来之不易。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军事对峙几十年，互不承认，相互对立，但却在开放交流之后，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达成政治共识，取得互信和谅解，并发挥作用，实属不易，应该好好珍惜。九二共识，能够形成共识，既体现了两岸中国人的宽大的包容胸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更体现了两岸之间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认知是一致的，民族认同是一致的。这是九二共识能够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有“国家统一委员会”、“国家统一纲领”，对“一个中国”也做出了“国统纲领”意义的定义。其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追求国家统一”也是必不可少的应有之义。九二共识的关键在于当时的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的定义是很清楚的，对于一个中国的表述也是很清楚的，对于追求中国统一也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因此，这个共识真实存在，并发挥著作用。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九二共识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是有效的，也是对两岸都有利的。对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有利的。
二是争议何来？九二共识形成之后，两岸的协商谈判顺利进行，签署了许多协议，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之后台湾当局否认九二共识，使九二共识成为两岸争议的焦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之后的李登辉对九二共识作了“两国论”的解释偏离了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民进党当局对一个中国的否定引起的。
而之后的民进党台湾当局（包括陈水扁和蔡英文）在国家主权认知、国家认同的倒退，对国家主权的认知、国家认同与以前的国民党当局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才引起不承认九二共识或认为九二共识不存在。因为民进党具有“台独”党纲，这个党纲一直存在，并没有冻结。之后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虽然解决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号问题，但对于这个“国”究竟是什么“国”？将来这个“国”将向何处去，却与国民党、因此也与对岸的大陆，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和想像。其中，2016年陈水扁终止了“国统会”、“国统纲领”后，其结果就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定义也被终止，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完全对立的认知，或者说已经没有共识。由此引发了九二共识的争议。当然背后更复杂的因素，实际上是存在着李登辉与大陆方面、民进党与大陆方面存在着互信的缺失、沟通的缺失，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今天九二共识成为争议的问题。由于两岸互信的不足，九二共识成为争议，争议又导致互信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求同存异。九二共识是求同存异的产物。求的是什么同？存的是什么异？九二共识形成，求的是两岸在谋求统一过程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同，存的是对于如何统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异。
九二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指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概念，或名词，在语义学上的指称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首先指的是两岸双方对大陆与台湾这两个地区合在一起的土地、主权形成完整的一个国家领土是有共识的，逻辑上自然就是指主权没有分裂、为同一个国家的领土的共识。但这个主权的代表权双方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对立的。其次是指双方对如何解决这个主权代表权的争议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最终要解决主权代表权的问题是以两岸统一的方式进行，但究竟谁来代表，如何代表是有争议的。也就是双方对中国领土的认知和统一的态度是有共识的，但对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有争议的。因此也就使得在表述的文字上把共识做了“各自的表述”。双方也同意对各自表述的内容的认可。
九二共识的形成，表明了当时海峡两岸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成见，放弃两岸历史的恩恩怨怨，共同承担起为同胞为民族谋利益的责任。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共同文件签字，但却不影响双方的共识。当时达成共识其实是双方都做了妥协，达成的共识都是当时双方可以接受，而且也不违背双方各自的法律规定，也不违背当时双方的政治立场。达成共识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之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什么问题都能想办法解决。两岸最高领导人也都可以坐下来交流会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和平稳定局面、和平发展的趋势都可以保持。
四是平等协商。九二共识30年的历史表明，两岸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还是可以做到平等协商、友好协商。两岸之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得到逐步的解决。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之间没有谁吃掉谁、谁矮化谁、谁伤害谁的问题。有什么问题，两岸都可以通过平等的、理性的协商来解决。
五是善意互利。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达成的协议，可以做到互利的结果，更体现了互信善意、相互尊重和同胞之情的精神。九二共识的达成，两岸就有了互信的基础，能够以同胞之情，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也可以进行深度的交流合作，带来更多的互利互惠。事实证明，只要双方都认可九二共识，两岸是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如双方对立对抗最激烈的国际空间问题，已经初步形成解决方案，两岸领导人也可以见面坐下来一起商量，平等协商。大陆对台湾的让利成为常态。我们相信，只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双方其实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发生什么问题，存在什么争议，只要两岸双方平等协商，有足够的耐心、互信，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么多年，两岸都享受到了九二共识带来的和平红利，战争的硝烟在台海上空消失了。
六是定海神针。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30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也因此被称为“定海神针”。正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顺利地签订了二十多项协议，甚至达成ECFA，使两岸关系能够进入和平发展的黄金期，为两岸同胞带来和平安宁，也带来了和平的红利，为两岸关系带来和平的前景。但是，一旦脱离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进入了动荡不安、相互对抗对立的局面。可以说，30年来两岸关系的事实证明，只要遵循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两岸关系就能顺利，台海和平就能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能持续下去。一旦偏离了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两岸就丧失了互信的基础，两岸关系一定会出现波折，甚至出现兵凶战危的局面。在相互对立对抗中，两岸之间只能是恶性循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地动山摇的情景，和平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被破坏，两岸关系就看不到和平的未来。事实证明，九二共识不仅存在，而且有效。至今为止，我们还在享受着共同遵循九二共识给我们带来的红利，也正在被不承认九二共识带来的苦涩和不安所折磨。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两岸双方都没有好处，最终的结果对台湾来说只能是灾难性的。
谢郁：“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行稳之锚
回首过去三十多年两岸关系的历程，我们会看到“九二共识”始终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首先，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同谋求国家统一，是“九二共识”的核心要义，也是客观史实。1992年11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经由香港会谈及其后函电往来，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当时台湾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双方均无异议、达成共识，对于有分歧的“涵义”部分，则采取了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处理，体现了两岸双方开启对话协商的诚意，更体现了政治智慧。客观历史事实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就是“九二共识”的应有之核心要义，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其次，两岸关系的性质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正是体现了这一客观事实。1949年至今，两岸关系虽然起伏跌宕，历经风风雨雨，但两岸关系的性质从未改变，即是内战延续下来的政治对立，并非国家主权的分裂，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从历史到现实从未改变，未来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而不是领土主权的再造。1949年以来，两岸的政治与法律现实都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架构，而“台独”势力要推的“法理台独”就是要改变台湾现行的“一中法理”。
其三， 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历程证明，“九二共识”是稳定两岸关系之锚。“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和“谋求统一”的核心意涵，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成为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两岸关系是一艘航行的巨轮，“九二共识”就是锚，锚定，任凭风高浪急，两岸关系都能行稳致远。相反，如果没有了“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被破坏，两岸互信也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动荡不安。 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两岸关系所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包括两会自1992年以来举行的10多次协商谈判、签署的23项协议，自2005年以来开启的十多年的两岸政党交流，2014年两岸负责两岸事务机构建立的工作沟通机制，2015年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习马会，都是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些都表明，“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稳定之锚，有“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的巨轮就能抵御风浪，行稳致远。
其四，“九二共识”确保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带来交流红利，是两岸同胞之福。自1993年汪辜会谈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会签署了共23项协议，极大地促进了两岸交流的发展，为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民间交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两岸交流从三十年前的涓涓细流到后来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两岸贸易额从1992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200亿美元，人员往来从1992年的130万人次，到2019年疫情前增加到900多万人次，三通直航、两岸婚姻、海峡论坛、文化教育艺术科技交流热络繁荣......两岸同胞共同见证了“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共享交流红利，
其五，民进党当局否定“九二共识”，制造紧张对立，是两岸关系之祸。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从最初的冷和平、冷对抗，到今天的风高浪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拒不承认、恶意歪曲“九二共识”，直接导致两岸对话协商中断，各项交流受阻，民众利益受损。大陆方面反复表示，两岸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只要承认并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就可重启对话，但台湾当局始终未有回应。2019年以后，民进党又称“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根本是在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九二共识”是两岸在1992年就已达成的政治共识，“一国两制”是未来两岸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方案，将二者混淆，其目的在于否定“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正因为此，两岸关系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紧张局势。台当局破坏“九二共识”造成两岸紧张局势，实际上就是在损毁两岸多年积累的交流红利，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好；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维护“九二共识”，就是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就是维护两岸交流合作的红利与成果，就是维护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与福祉。
王英津：两岸践行“九二共识”30年的历史经验
尽管“九二共识”是台湾学者苏起在2000年提出来的概念，但“九二共识”的历史与事实早在1992年香港会谈时就已确立。“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受权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界定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性质，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2005年“胡连会”以来，“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官方文件中的高频使用词汇和两岸研究界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
回顾两岸践行“九二共识”30年的发展历程，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谈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共识。两岸交流品质和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直接三通，签订了ECFA，两岸共同生活圈初步形成。两岸在彼此尊重、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化交流平台，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重要成果。首先，两岸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机制，成为两岸执政当局互动和沟通的重要管道。这些机制有利于两岸双方充分获取对方资讯和利益关切，减少误判，进而形成有效的两岸共同治理平台，促进两岸一体化进程。其次，在两岸互动过程中，除了形成了以上官方和半官方的机制化平台外，还形成了一些效果明显的民间互动机制。30年来，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合作的政治基础。2005年国共两党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共识，此已成为两党交流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随着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执政，两党共识日渐发展为两岸共识，进而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政治关系的政治基础，动摇或偏离了这一基础，两岸关系发展就会受到冲击和挑战，进而直接影响到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自2000年以来，“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代名词，并见之于两岸官方文件。实践表明，两岸互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均是基于“九二共识”这一基础。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只要遵循“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两岸关系就能顺利，台海和平就能保障，一旦偏离或背离“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出现波折、倒退甚至危机。2015年3月18日，马英九与海外媒体茶叙时说，两岸关系与“九二共识”“相合则旺，相离则伤，相反则荡”，这是对30多年的两岸关系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九二共识”不仅是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基楚，而且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处理两岸关系不可替代的政治基础。
第二，坚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基本策略。为避免两岸关系发展被“一个中国涵义”之争所绑架，大陆方面把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涵义区分开来，并作为两个层次的问题来处理，主张两岸政治谈判前，双方先共同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下来，这是两岸事务性商谈的政治基础，而一个中国涵义之争则可以先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再讨论。搁置一个中国涵义之争是针对当时具体的国内外环境和两岸关系的实际以及特定历史阶段而提出的策略之举，是针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事实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搁置一个中国涵义之争，为两岸事务性商谈营造了政治空间，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汪辜会谈”及后来马英九时期两岸商谈的成功举办均一致表明，只要双方能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协商。2015年11月7日的“习马会”也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成功范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九二共识”是两岸在解决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智慧，虽然双方一直对它的意涵存有争议，但双方通过求同存异，便使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妥善处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九二共识”作为国共互动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求同存异”已成为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三，创造战略性模糊是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权宜之计。据苏起本人解释，他希望能通过建构这一概念来避开“一中”，也能避开“各表”，以让两岸在民进党执政时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间，持续和解，避免战争。2018年台当局陆委会主任陈明通也公开说：“苏起当初创造这个名词，其实是好意，因当时政党轮替，所以创造新名词给民进党使用。”创造不失原则的模糊空间，既为留有余地，也不让对方感到为难，是解决一些复杂政治问题的策略。香港会谈时，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共识，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强人所难的善意举措，对争取对方的配合和最终达成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些模糊空间后来被台湾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模糊空间对于达成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模糊空间被异化解释而对其一概加以否定，应将其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和评价。
第四，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发展进路。尽管两岸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双方均有通过商谈来解决事务性问题的需求，于是就想出了两岸两会商谈这种民间形式。双方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但在两岸直接进行政治对话和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势下，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基本进路，有助于为两岸启动官方商谈减少疑虑和阻力。具体而言，即：在交流性质上，先坚持民间交流、被授权社会团体交流、再逐步升格为公权力机构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坚持从低层级到高层级的步骤；在议题上，坚持先易后难、先低敏度后高敏度的次序。就两岸会谈而言，具体交流次序是：两岸民间交往——授权两岸两会商谈——国台办和陆委会商谈——“习马会”。这种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务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来发展两岸关系的过程中，该思路和做法值得进一步沿用。
第五，“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前提。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通过与大陆方面协商来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探索出了一套处理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成熟做法，台湾当局先后参与WHA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事实表明，台湾只有承认和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就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后，然后再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国际组织会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大陆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因此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问题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综上，“九二共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两岸相向而行的产物。两岸打破坚冰后，各方期待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奠定基础，“九二共识”顺势而出。随着国际形势、两岸形势和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九二共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九二共识”的续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大两岸”之间战略竞争决定了“小两岸”关系不可能缓和，“台独”与反“台独”、促统与“拒统”的矛盾，使得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九二共识”何去何从，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朱松岭： “九二共识”：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核心概念
今年是“九二共识”三十周年，今天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九二共识”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三十年来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脉络极为清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岸双方寻找到了都能接受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桥梁，为双方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展开各自的论述，形成各自的政策体系，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发言的题目就是《“九二共识”：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核心概念》。
“九二共识”应运而生 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
“九二共识”成为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核心概念，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九二共识”历史事实的出现；第二个阶段是“九二共识”这个耳熟能详的著名概念的出现；第三个阶段是“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史上大放异彩的阶段。
第一阶段的复杂历史经纬是：国际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希望和平演变中国，打“台湾牌”的侧重点跟以前发生了变化，换言之，美国希望两岸接触，并通过两岸的接触，用所谓台湾的治理方式改变中国。两岸方面，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向世界释放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这一阶段，大陆在两岸关系方面积极进取：1990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对台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文件贯彻了中央对台工作的新判断、新对策，并呼吁“国共两党应当尽早接触谈判”。1991年下半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合并，形成对台工作的新平台。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正式成立，两岸接触对话的“白手套”组织已经成型。这都为两岸进一步接触，形成“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台湾方面，1990年10月7日台湾当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处理两岸事务性工作。1991年1月28日，台湾当局成立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是岛内统筹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专责行政机关。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其中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未来国家统一的近程、中程、远端安排均做了规划。
应该说，正是由于国际环境允许，两岸双方积极，才有了两岸两会的接触，才有了“九二共识”这一历史事实的出现。只是当时两岸双方互相否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表达方式上没有走统一化的路线，而是采取了“各自表达”的方式。两岸双方形成的共识和表达方式，在当时是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不用辩驳的常识，不能因为今天时空环境发生了变化，就通过否认共识形式来否认共识内容的客观存在。
第二阶段的复杂历史经纬是：国际方面，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方认识到稳定的两岸关系才符合美国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利益，表示乐见两岸和平协商，进行建设性对话，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甚至在1998年提出两岸中程协议。美国鼓励两岸互动的态度无疑是两岸突破僵局的良好国际氛围。两岸方面，大陆领导人明确表示，“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大陆对两岸互动的原则、基础、内容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这种情况下，就看台湾当局如何表态了。台湾方面，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再次推向风头浪尖、兵凶战危。2000年拥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赢得了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的胜利，两岸关系未来更加扑朔迷离。为避免两岸形势发生难以预料的冲突，两岸双方都在积极寻求共同接受的表述。如，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徐博东所长访台期间就曾提出“九二年共识”的概念。2000年4月28日陆委会主委苏起首次用“九二共识”表述“一个中国”。之后，由于李登辉的批评，加之民进党等绿营势力也对“九二共识”进行抹黑，这一概念在岛内和两岸并没有立即发挥影响力。
李登辉是对“九二共识”这个概念不满，民进党则是认为只有“九二会谈”或香港会谈，没有“九二共识”。这两种态度都是值得商榷的，民进党的态度更是别有用心。“九二共识”跟“九二会谈”都有历史事实，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九二会谈”是指两岸双方通过两会在香港有会谈这个事实，这是客观的，不容否认，目前两岸双方及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各政党均对此事实没有任何的否认态度。“九二共识”也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指两岸双方对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未来共同努力实现国家统一这两点核心意涵有共识，这是在两岸双方提出的八套方案中白纸黑字载明了的，也是不容否认的。民进党不认可的不是“九二会谈”，而是“九二共识”，他们认为只有会谈，没有共识。原因在于，共识得有表达的载体，当时并没有两岸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共识”，因此不予承认。但是，这种共识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是被中国历史认可的方式，就如同“贞观之治”等历史一样，早就有“贞观之治”的事实存在，名词则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不能因为否认后来总结出来的概念，就否认概念所涵盖的历史事实。
第三阶段的复杂历史经纬是：国际方面，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由于“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重新将中国视为战略合作者，更由于陈水扁在任时成为“麻烦制造者”，美国开始从对岛内政党不偏不倚的态度改为期待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方面，大陆高度关注第一次上台执政的民进党的言行，关注民进党籍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的言行，这一阶段，大陆在打击和遏制“台独”方面绝不手软，在谋求两岸共同反独方面也有着合理的期待，因此，两岸以反对和遏制“台独”为共同目标的力量走到一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台湾方面，由于陈水扁当局不断操弄“法理台独”，不但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更引起岛内泛蓝政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均纷纷抛出议题，希望登陆缓和紧张局势，谋求两岸和平。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实现了破冰之旅，达成了国共五点共同愿景，赢得了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此后，亲民党、新党领导人纷纷来访，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党实现了良性互动，两岸紧张的局势得到缓和，岛内“急独”的环境得到改善，在这一势头推动下，2008年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执政。马英九上台后，明确了台湾当局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双方互动的共同政治基础，由此奠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八年荣景。八年间，两岸实现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达成了23项协议，创建了一系列两岸民间、官方交流交往的平台，实现了两岸主管部门的制度性互动，最终达到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交流巅峰。期间，2012年马英九连任的选举年，“九二共识”更是成为当时岛内选举的最大正能量，其在影响力上发挥到历史的最高峰。
总之，无论如何，三十年来“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独领风骚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因为“九二共识”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力量对“九二共识”施加影响，并在其走势和未来在两岸关系上发挥的作用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这样的概念，在两岸关系史上只怕也不多见。
“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核心概念
“九二共识”能够成为三十年来两岸关系史上的核心概念，跟它的理论张力密不可分，也跟两岸双方顺应历史大势，抓住机遇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飞跃密切相关。
首先，这是两岸双方关怀民生、希望解决因两岸政治对立而产生的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务性问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大陆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三通”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两岸交流也就成为挡不住的潮流。在两岸交流互动中，自然就产生因接触而出现的相关事务的处理。为此，两岸双方本着民生关怀的初衷，在1986年5月17-20日，由中国民航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就处理王锡爵驾机来大陆的“华航”B198号货机返台事宜进行会谈；1990年9月10日，由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金门协议”；1991年11月3日—7日，由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以个人名义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就两岸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的程度性问题进行会谈；1992年3月，由海协会部主任与海基会处长，就两岸公证书使用和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业务问题进行会谈。之后，才有了1992年10月27日—29日，海协会部主任与海基会处长，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进行会谈。此后不久，通过函电联系，双方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
从上述例子可见，两岸双方对解决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民生问题是极为重视的。在当时，因为双方隔绝多年，通过各种方式从海峡这边奔赴那边，或者从海峡那边奔赴这边而产生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两岸双方确实也有非常积极的意愿想方设法解决，这就必然会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既不涉及两岸双方根本无解的问题，又能形成共识，使得两岸因接触产生的民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由此，“九二共识”历史事实的产生就不难理解了。而在两岸双方的力量意识到需要携手共同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时，已经形成的“九二共识”一词就自然成为两岸沟通的桥梁。说到底，仍然是两岸双方的正能量心系苍生、追求和平的愿力的必然。
其次，这是两岸双方在已经变化的时空条件下，构建“一个中国”框架下各自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的需要。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因外来势力插手而更趋复杂严峻，因各自政治形态的演变而在论述上出现了调整，但是，随着两岸交流大门的打开，双方打交道就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从法理上讲，两岸双方是因国共内战而产生的政府继承未竟问题，双方对同一片领土、人民进行重迭主权宣示，但是拒绝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这就导致交流中既有因此而产生的对“一个中国”的共识，因各自的法律体系中均涵盖对方实际治理的地区而产生的对“谁是合法政府”的分歧，但是，双方只要互动，就必然产生“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的对立统一概念体。这种情况下，既不能脱离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律定位和客观事实，又必须在各自法律系统、政治论述中将主权宣示和具体管理的问题解释清楚，“九二共识”就成为了当时不二的概念载体。
第三，这是两岸双方抓住历史机遇，真心实意希望用和平方式推动解决政治对立而产生的政治智慧。“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是两岸双方携手实现的，但是“九二共识”这个概念是台湾方面总结出来的。尽管如此，但是当时的大陆方面为了携手岛内政治力量共同遏制“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为了表达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诚意和决心，毅然决然地接纳了“九二共识”这一概念，并开创出两岸关系中绝无仅有的和平发展局面。据瞭解，台湾岛内的朋友对大陆能够接受“九二共识”这个概念很意外，对于“九二共识”能够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可见，只要真心实意地希望解决问题，总能通过中华民族的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九二共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心，这一做法，也给岛内的政党、政治人物率先垂范，作出了表率。
也正是因为“九二共识”的效能不断扩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不断加深，它也就成为岛内“台独”势力尤其是民进党急欲抹黑和毁掉的政治符号。在2012年的马英九连任之后，民进党内就全面开始了针对“九二共识”的选举策略制定和实施，“太阳花学运”之后，民进党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抹黑“九二共识”。他们甚至用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的宣传方式，将“九二共识”在岛内“恐怖化”“污名化”，并利用选举胜利后掌握的宣传机器将“九二共识”打入另册，甚至最终使得国民党也拿香跟拜，调整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乃至政治判断，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九二共识”表态上的机会主义沉渣泛起。至今，国民党内有关政治人物对“九二共识”采取虚无主义的表态是更为令人心寒，甚至引起了岛内蓝营支持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充分说明，“九二共识”在岛内依然有市场，有支持者。而我们今天通过各种纪念“九二共识”三十周年的活动，更是有必要坚持“九二共识”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追求统一的内涵，坚持心怀苍生的求同存异精神，为遏制“台独”，推动祖国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
自由讨论
李振广：“九二共识”的达成也是当初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探索的结果，在新的时代，我们在推进两岸关系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新路径，在坚持和捍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核心意涵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九二共识”，使“九二共识”求同存异的精髓更加清晰，通过抽丝剥茧，展示内核的方式，使“九二共识”的内容更加简洁明瞭，更容易得到两岸同胞的理解和认同。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李义虎：我认为“九二共识”还要继续发挥应有作用，在理解认知问题上，则要清算李登辉的政治遗产。岛内不同政治势力，包括蓝营绿营，误解和扭曲“九二共识”跟李登辉多年的引导、误导有关，率先反对“九二共识”这个用语的恰恰是当年批准达成两会共识的李登辉，由此又产生了一系列谬误观点和说法，由于李是最主要的当事人，他对别人的误导是致命的，是源头性的。一是否认，二是把“两国论”套在里面。因此，要对李登辉从“宪政改革”以来提出的岛内、两岸政策进行清算。国民党里面也有“独台”，源流在李登辉那里，只有清算李登辉的政治遗产，才能发挥“九二共识”应有的作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
“九二共识”是要回到“一中原则”，还是继续发挥这个词的作用？在二十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中，应该有关于“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历史功效、如何继续发挥作用的论述。对此，学术界也要做出贡献，“九二共识”是台湾方面起名，大陆接受并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将来，是否可以塑造新的话语，在坚持和维护“九二共识”核心内涵的前提下，提出新的概念和论述？我们需要否定蔡英文别有用心提出的“新共识”，而要提出大陆特色的概念，既包括对“一中原则内涵”的论述，又能推动两岸关系实际上的发展，大陆学界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谢郁：就目前形势来看，和两岸关系一样，“九二共识”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严峻，首先内外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和政党实力对比发生了翻转，国际外部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利于维护巩固“九二共识”、恢复两岸对话的阻力和反作用力在增加。
新的变局下，首先，针对现在那些抹杀、歪曲“九二共识”的说法，真正关心和致力于两岸和平，亲历并瞭解1992年真实历史的两岸有识之士，都应该出来发声，还原历史的真相，1992年海峡两岸为开启事务性协商达成的政治共识就是“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就是“一个中国”，让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瞭解真实的历史，瞭解30年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了推动两岸和平对话所做的努力，以及30年来九二共识给两岸带来的和平红利，特别是在当下两岸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九二共识”所能带来的和平红利更加弥足珍贵。第二应该思考，如何在理论和政策有所探索和创新，在巩固既有共识的基础上，拓展和延伸“九二共识”的作用与功能，让“九二共识”更具备时代感，更富有生命力。对于“九二共识”中的“共识”的部分，也就是“一个中国”进行更明确清晰的表述，对于其中“存异”的部分提出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如何化解分歧的路径和方法。
杨毅周：九二共识虽然在两岸有争议。但其实质内容却是没办法否认的。不管台湾当局如何否认，它不增不减，就在那里客观存在着。
第一，不管是一个中国原则，还是两岸仍然向着统一的趋势发展，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被否认的。因此，九二共识的本质内容也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台湾当局如何否认，都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和定力。不管台湾当局怎么反对，九二共识的本质始终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它给两岸关系带来的好处也还在继续存在。两岸的交流，尤其是经贸交流还是在大幅度向上增长。也就是说，虽然九二共识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仍然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第二，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现实存在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客观的现实将逼迫台湾当局迟早要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来。关键是要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以前为什么会出现九二共识？就是为瞭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将逼迫台湾当局重新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来。当前，中美博弈正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岸之间的博弈也处于相持阶段。只有整个客观形势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新的大势将自然形成一个需要两岸来共同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局面，两岸就必须坐下来进行接触谈判。两岸一旦进行接触谈判，就一定要讨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总是需要面对现实，商量出一套解决办法来的，形成新的共识或者是什么精神。以前商量过，现在也一样可以商量。
第三，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妥协的结果。对于大陆来说，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客观存在的，其表述方式也已是最后底线，无路可退。因为再往后退，就必然掉进“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陷阱中，走向一个中国原则的反面。九二共识对于大陆来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底线。从客观形势上看，随着两岸的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也必然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实。也许今后两岸再行协商时，虽然不一定要拘泥于现在的文字表述，但其中的内涵是不可能再改变了。
从九二共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九二共识之所以产生争议，在于台湾当局从统一的立场和国家认同改变为“台独”的立场和国家认同。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改变其“台独”立场和国家认同，统“独”的相向对撞的概率就会上升，两岸关系只能是“更加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地动山摇”的局面也就很难避免，台湾也就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从根本上来说，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回归两岸综合实力的较量。九二共识的问题也只能靠两岸的实力对拚和博弈的结果来解决。
朱松岭：首先，要肯定“九二共识”的核心内涵、历史事实和实际功效，揭批岛内部分政客扭曲、否认“九二共识”的言行，要把这些档案搜集资料编辑好。更要做好“九二共识”在两岸政治关系史上的梳理工作，以便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应不当处不如不应”。岛内部分政客否认“九二共识”，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通过丰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内涵和理论体系的方式，做好对“九二共识”的总结、梳理和展望，以便为“九二共识”更好地发挥作用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是回顾，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回想一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8年中，难道就没有机会把“九二共识”夯实？难道就不能书面化“九二共识”再往前走？我们可以回望一下，挖掘一下，总结一下，为什么“23项协议”里面没有“九二共识”的规定？如果没有，不签行不行？当时走得慢一点、更稳一点行不行？充分总结经验教训，以历史为鉴，应当能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四是塑造。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就是不要太着急，要耐心，历史还会给两岸机遇的。
随着涉台外部形势的发展，中美互动新模式会逐渐形成。随着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对台工作会展开新局面，两岸关系也会有新的变化。现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做更多推演预案，能更好地筹划两岸关系的未来。比如，我们可以接受国民党人提出的“九二共识”这个概念，未来形势发展了，可不可以接受岛内其他政党和政治人物提出的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概念呢？进一步解放思想，两岸就多一种方案，民众就可能因此避开更多的苦难、享有更多的荣光、开创更美的未来。
结语：李振广
通过各位专家的分析讨论，使我对“九二共识”有了更深理解感悟。
第一，“九二共识”的形成、发展乃至后来被某些方面有意曲解或误读，都是时代大势推动和影响的结果。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中美关系改善，还有两岸确实有交流需求，这是“九二共识”产生的最大动力。后来“九二共识”被附加了很多功能，包括两岸“23项协议”，台湾当局“国际空间”问题，承认“九二共识”就可以去世卫大会，其重要之处在这里。“九二共识”是时代大周期影响下的产物。但从美国“重返亚太”开始，中美关系向下走，2016年两岸关系也向下走，使得“九二共识”的定义与论述在台湾舆论中面临困境，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和解读也变了。这显然是时代大环境与大趋势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想进一步推动“九二共识”发展，需要新的历史机遇，但目前面临一定困难。
第二，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理论创新能力需要提升。40多年来，两岸关系中的很多理念、概念、话语来自于台湾，并被广泛接受，而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有限。我相信大陆学者的智慧不亚于台湾，大陆学者应该更主动地就两岸关系理论、话语、概念、方向开展创新。两岸关系的话语环境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塑造。据瞭解，王英津教授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理论储备，希望未来能积极释放，与大家共享。
第三，固同化异。在巩固两岸已经达成的共同基础的同时，还要积极去化异。“九二共识”是两岸在政治上求同存异的结果。三十年来，同的部分构成两岸交流大桥的政治基石，而干扰和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恰恰是异的部分。但今天，“九二共识”即两岸关系认同中同的部分正面临渐渐被侵蚀、削弱，而两岸关系认同中异的部分依然没有被化解，且有被某些政治势力加以放大的趋势。异的部分不解决，两岸关系还会倒退。固同化异，化异需要包容。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固同化异的理论方案储备。我们研究了几十年两岸关系，不能只做过客，要做出贡献。
评论员简介
李义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文旅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专家组成员，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首批特约高级研究员，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方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海研会常务理事，香港《中国评论》学术顾问，美国《亚洲政治与政策》（APP）特约编委等职务。其主要著作有《均势演变与核时代》、《世界的裂变与弥合》、《超级智者基辛格》、《新世纪的国际政治》、《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国际格局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新思维》等。
杨毅周：籍贯是台湾省台北市。出生地是福建省漳州市。中共党员，台盟盟员，福建师大理学学士、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现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党组成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
谢郁：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圳卫视、凤凰卫视等涉台栏目评论嘉宾。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台湾政党格局、两岸关系、大陆对台政策、台湾民情等。主持、参与编撰的书目有《台湾百科·人物篇》、《台湾问题干部读本》、《台湾问题实录》、《“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践研究》等。
王英津：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香港政治、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聚焦于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地方自治制度、国家统一理论与实践、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重大问题研究。曾出版《国家统一模式研究》、《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分析》等9部著作；在《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期刊或报纸上发表论文170余篇。
朱松岭： 法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研究员。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两岸关系、台湾政治制度史、国家统一宪法学理论和台港澳法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国家统一宪法学问题研究》、《民进党政商博弈研究》、《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等。
李振广：法学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主要作品有《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缘起与演进》（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译作《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李振广
朱松岭
